#CCCCFF 反戰反什麼? 作者:李偉俠                      2003/04

  這次美國攻打伊拉克事件,台灣在民間、政府和媒體三方面的反應甚為奇特:在民間方面,有的人反戰,有的人反反戰;反反戰的理由是:反戰=反美=反台灣的簡單標籤,而反戰的理由除了呼籲反帝、民主、自由
、人道主義等口號外,也難以找到深入的論述。在政府方面,其親美行徑一直是首尾一致的,這裡也無須多說,但在野黨和執政黨「藍逢綠必反、綠逢藍必反」的鐵律,這次竟然出現例外,朝野立委表現一致的沈默,堪稱陳水扁政府上台以來的最高共識。在媒體方面,各家媒體狂熱的報導伊拉克戰況,世界各地的反戰聲浪也被不斷報導,卻獨獨對台灣本地的反戰活動刻意淡化處理,這又和媒體喜歡向國內觀眾展現出台灣(媒體)的聲音如何在國際被重視的習性,完全相反。

  在台灣反戰和反反戰的爭論不休,突顯出來的卻是口號背後的空洞,以及主客體關係的分裂。若我們要找出在台灣反戰的意義,並能將這種意義轉化成某種改變現狀的動力,必須有個層面:一個是不論反戰還是反反戰,我們「反」的真正立基點在哪裡?這已經是現在台灣許多人在努力嘗試的工作;另一個層面是,美國攻打伊拉克作為一個「事件」,除了它所引發的國際效應對我們的影響外,它還能對當下的台灣,提供給我們哪些反思?除了美國之外,還有哪些東西同時也是我們「反」的對象?

一、「事件」使不可見的成為可見的

  傅柯提出「哪裡有權力,哪裡就有反抗」的口號,呼籲我們從反抗之處尋找權力的蹤跡。不過,反抗不是在權力所在之處理所當然的出現,權力的高深莫測之處,在於它不讓我們意識到它的存在,或者當我們以為在反抗權力時,它卻隱遁在別處。換句話說,權力常常是沈默的,因此我們沒有反抗之處。然而,一個特定事件的發生,卻產生一個契機,即把那些不可見的權力關係顯像成為可見物,如果錯失一次驚鴻一瞥權力關係的機會,或許在下一次事件發生前,我們仍舊處於沈默的權力關係中,無意識的被某些人擺佈,讓他們箝制我們的思想,規範我們的行為,並且還讓我們自以為我們是自由的個體,我們的國家是民主自由的國家。

  筆者要找尋台灣反戰的立基點,不是直接從美國攻伊所可能引發的國際效應,或是中共未來可能的作為等找尋理由,因為這些理由也可能同樣支持反反戰。也不是先找出台灣人所謂的主體性(不管是民族的還是國家的),再框架出特定的主客體關係、敵我關係乃至於利益關係,因為要界定主體性,不可能迴避掉在主體性之前的認同鬥爭,而各種認同區隔-外省/本省、台灣人/新台灣人、原住民/台灣人等各種粗糙分類,早已經被定型化了,這些定型化的工作是政客、新聞媒體、通俗書刊等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共謀,並被學術界拿來不加批判的使用,透過民意調查、量化圖表等方式予以客觀化,因此每一次定義主體性,都是再一次撕裂原本可能就不具對立性的團體。簡單的說,在台灣的政治脈絡下,想要透過主體性的建立來彰顯反戰價值,那麼戰還沒反成,自己就先瓦解了。因此,在以上舉出台灣反戰意義的兩個層面,重要的是第二個層面,也就是說,美國侵伊這個事件可以讓我們對台灣的政府或民間社會產生何種反思?可以找出哪些原本不可見的權力關係?接著再從此層面回頭分析台灣反戰的立基點在哪。

二、政府媒體學者的鐵三角-偽對立與真共謀

  美國以諸多不同面向的理由證明自己出兵伊拉克的正當性,這些理由甚至可能是自我矛盾或和事實不符的,例如宣稱對伊出兵是「反恐行動」
,但反恐行動是出自於賓拉登攻擊美國本土的九一一事件(儘管策劃者是否為賓拉登美國也從未直接證實,反而是從賓拉登的錄影告白才獲得事後證據),美國所做的政策反應,其原本目的是要找出策劃者並予以殲滅,結果目標卻從阿富汗轉移到伊拉克。雖然哈珊政權和賓拉登同屬回教,但回教內部也有不同派別,就基本教義派的賓拉登而言,哈珊是嚴重墮落、世俗化的回教政權,兩者水火不容,故美國將伊拉克成為反恐目標並沒有正當的理據。事實上,早在一九九八年一群共和黨右翼份子就已敦促柯林頓不必理會聯合國,翦除哈珊政權,這一群人如今成為小布希的決策核心人物(見南方朔,新新聞838期,頁76-7)。共和黨右翼份子只是藉由九一一事件所引起的美國人民的怨恨,以及反恐行動之名,攻打伊拉克。不論美國攻打伊拉克的理由為何,其軍事行動缺乏正當性是昭然若揭的,即使此次支持美國政府的國家也有許多是迫於美國的淫威,而不得不表態支持。至於台灣府支持伊拉克的理由,卻只以簡單的「支持反恐」作為政策辯護,美國出兵的理由破綻百出,甚至膽敢公然違背聯合國的反對而出兵,但對於陳水扁政府的粗糙理由,以及支持美國的立場,媒體一反往常「批評」政府的習性,予以低調處理。

  媒體不只默認台灣政府支持侵伊戰爭的政策,在台灣的反戰聲浪,包括幾次遊行抗議,都在報紙上僅佔一錐之地,這讓人不禁要問,政府究竟對媒體施加什麼樣的影響力,使得媒體這次如此極力隱藏台灣的「主體性
」?還是美國對媒體施加什麼影響力,讓媒體可以播出伊拉克死傷平民的畫面,但報導的評論和敘述又是站在美國立場?反常的不只是政府和媒體的一致性,那些所謂的專家學者,有的要不身著軍裝,要不頭戴伊斯蘭帽
,在電視上侃侃而談「專業觀點」,不論這些專業觀點有多花俏,修辭有多腥羶,都脫離不出美國的知識霸權觀念。例如那些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
,即使沒有說出「現實主義」四字,但所表現的都是現實主義氣味的觀點
,讓人覺得美國侵伊是如此理所當然,因為那是國際以強凌弱的現實,是國家在國際上追求權力的「法則」,而同樣要讓人以為理所當然的是,台灣支持美國是基於台灣的國家安全利益、反美侵伊對我們的國家現實一點好處也沒有…等。敘述這些重點不是要凸顯美國的力量有多強大,而是要指出政府、媒體和學者如何在表面對立的掩蓋下,經營共謀的權力關係以獲取自己的利益,如何壓抑關於反戰和反反戰的想像,並剝奪我們政治行動的空間。

  事實上,這次事件不只是凸顯出「這一次」政府、媒體和學者的共謀關係,它揭露了長期以來這種共謀關係的結構性問題。「第四權」理論認為媒體扮演的角色是監督政府,在政治體系之外以社會輿論監督政府。現在看待台灣的媒體生態 , 從「2100全民開講 」的美式 Call In 節目,到現在綜藝化的評論節目,如「新聞挖哇哇」等,在此類型節目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在強化媒體、政府和學者的共謀關係。

  先從媒體與政府的關係來看,不可否認,就揭發許多政治黑暗面而言
,媒體的確發揮一定的功能。不過,雖然它具有批判性和監督作用,但媒體知道閱聽者的慾望對象不是單純的政府之惡,而是在政府之惡背後的私人秘密,因此若不將新聞內幕八卦化就不能引起閱聽者的注意,故在不同的新聞事件中,媒體都欲極力挖掘其背後的私密,這些私密不脫性、權力與金錢。在這過程中監督的手段逐漸被異化成膚淺的犬儒主義,媒體將這些新聞內幕,透過消遣的對話、嬉笑怒罵的隨性評論,將之餵食給觀眾。如同波特萊爾所說的,「對許多人你只能餵食以精緻的垃圾,否則你只會激怒他們」。它造成的後果是讓政治內幕或醜聞在群眾的情緒起伏中被笑聲和嘆息聲中所巧妙的消化,而使批判成為娛樂,監督成為偷窺。

(接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