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6E6E6 導讀《「客觀知識」的形塑》,李偉俠 作者:吳文成

(接上文)


  在第三章〈傅科與布爾迪厄〉,作者討論了傅科的考古學(《醫院的誕生》、《詞與物》、《瘋癲與文明》、《知識考古學》)、系譜學(《
論述的秩序》、《尼采、系譜學、歷史》、《規訓與懲罰》)
與後期的倫理學轉向(《性史》、《主體與權力》、《知識份子和權力》),我們看到傅科對於權力/知識運作的探討,從文字語言延展到醫院、監獄、學校等微觀政治場域,轉移到了國家統治機構。儘管傅科不同時期與著作的權力觀點有所出入,但是總的來說,傅科強調權力與知識互為條件關係,權力運作需要伴隨知識的灌輸,而知識生產需要以權力作為運作工具,傅科也談到權力的抵抗問題,因為知識的灌輸過程涉及個體的主體化與客體化
,其涉及到個體對權力/知識的侵入所產生的內化與抵抗。在第三章第二節,作者論述布爾迪厄從生存心態、場域、資本、語言、象徵暴力與反思性等概念,闡述個人在社會中的實踐過程以及社會運作的複雜性與彈性,他認為整個社會實踐過程就是外在性的內化與內在性的外化的辯證。在下幾段,我再來多談布爾迪厄的觀點。

  在第四章〈權力、認識論與客觀知識〉的第一節〈傅柯和布爾迪厄的對話〉,作者首先就指出兩個人對於社會空間的切割與權力關係的觀點差異,傅科用知識、權力與主體的相互作用來切割各自「統管性」的社會場域,這導致傅科看到的權力關係只是單面向的壓制-抵抗或壓制-服從,而布爾迪厄以場域、稟性、生存心態這些概念去建構社會空間,以致於布爾迪厄看到不同面向的權力-抵抗-共謀等等複雜辯證過程,以及個體佔據各種形式資本的相互轉化與累積,也就是說,布爾迪厄指出了權力/知識關係中隱藏的共謀關係,亦即被宰制者也有一部份宰制者的角色,同時他用象徵暴力的概念拓鑿了權力關係的深度與變化多端。

  這種差異使得兩個人有了不同的倫理性訴求,由於傅科認為壓制-抵抗是強勢-弱勢的關係,而且抵抗反而會強化權力的作用,導致傅科將政治性的反抗轉為倫理性的自我關照,強調要對某種總體性反抗保持一定的距離,因為它會反過來製造壓迫,由此他拒絕了普世知識份子對於世界總體性的詮釋與批判,傅柯僅僅主張以小團體自己的抵抗來取代做為人民代言人的知識份子,將權力/知識的宰制力量減到最低。比傅科的訴求更進一步的,布爾迪厄提出了反思認識論,主張我們可以從認識論的反思建構出實踐性的知識,既能挖掘出社會現象背後的結構,又能同時抵抗加諸在知識上的象徵暴力,讓行動者從象徵暴力解放出來,也同時怯除社會行動者或個體心中的暴力;反思認識論的另一個意義在於去發現自我同時也是壓迫他者的他者,是象徵暴力與權力/知識運作機制的一個參與者,只有在揭露了這一層關係之後,作為實踐生活與反省自我與他者關係的知識,才可能更為完整。

  在第四章的第二節〈知識與生活〉,作者想要回頭來談實證主義、後實證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其知識主張對人們的生活有哪些意義。作者強調
,比照傅柯與布爾迪厄的思想可以看出,實證主義雖然在語言邏輯、演繹歸納等方法論層面,有比其他學派更為嚴謹的要求與規範,但是它們最為缺乏的是知識自省的能力,反而淪為知識理論體系的邏輯遊戲;相對於實證主義,我們對知識進行系譜學式的考察,找尋其背後各種的權力蹤跡,是使知識增長更為重要的方法,因為只有如此,我們才能瞭解那些我們習以為常的觀念或熟悉的知識,對我們的生活有什麼影響,它使哪些人受益
,又使哪些人成為犧牲者,並且從中找尋改善之道。作者用伽達瑪的話來說「知識必須是分享性的知識」,這種分享性不僅限於科學社群,而是觀乎整個社會、歷史和文化的演變。自我與他者或自我與歷史之關係下的知識,才是構成整個知識脈絡的主要框架,因為知識的最主要內涵,不是理性的語句邏輯,而是自我與歷史的關係,以及自我與他者的互動過程。對於讀者來說,或許一起讀完這篇論文的最後一章,這一小節的關鍵意義更能夠在後來被顯現。

  導讀到這裡,我需要連同最後一章的〈結論〉,總的來談作者如何來形塑「客觀知識」。在論述實證主義、後實證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過程中
,作者試圖把知識的意義場域拉到人們的「生活世界」,正如同上一段〈
知識與生活〉所強調的,知識應是關照自我—他者—歷史的總體性脈絡,從中反思知識與權力的多面向關係,並且建構出倫理性的、社會性的實踐行動。在比較傅柯與布爾迪厄之後,作者指出「我們必須在知識生產問題中,將認識主體擴及社會整體的活動,才能理解知識的客觀性如何被形塑
」。我在這篇導讀的第四段提到,從實證主義到後實證主義,客觀知識的意義開始有了改變與弱化,甚至到了後現代主義的解構策略,使得客觀知識幾乎被取消,但是作者期望跳脫出後現代主義「看似相對主義遊戲背後的破壞性」,試圖從積極面的反思觀點重塑知識「客觀性」的生活意涵。

  作者指出:知識「客觀性」的意涵有更廣泛的意義,知識的精神應該在於使人們能保持差異的多元性又能和諧相處,更重要的是知識發展的過程,使得不同利益與慾望的人們能夠相互適應,而非以同化他人的方式使他人適應自己的世界觀。也就是說,我們看到作者將「客觀性」轉化為倫理性與實踐性的概念,而不是實證主義的邏輯解剖,不是後實證主義將「
客觀性」僅僅歸於科學社群的集體共識,也不是後現代主義後期的語言遊戲所瀰漫的虛無感,於是客觀知識應是在一種總體的、反思的、分享的、尊重的、和諧的與祈求改善生活的實踐過程中被實現,我想這也是作為一位社會科學研究者的終極關懷。布爾迪厄在《實踐與反思》的一段話,應該是最適合作為我這篇導讀的結尾:「在某種有限的意義上,我相信,自己在作品中已經達到了目的:我實現了某種自我治療。我希望,這種治療同時可以成為他人可資利用的工具。」
2003/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