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FFFF 瘋子的監獄與科學家的實驗室   在所有對理性的批判中, Foucault 的研究獨樹一幟,他在《瘋癲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書中描述了西方人對瘋狂的看法與其演變
。瘋狂與理性的界線並非一開始就涇渭分明的,在文藝復興時期,瘋狂是神秘體驗與道德諷刺的綜合體,當時歐洲人對於瘋顛的態度是一種恐懼與好奇糾結的矛盾心態,一方面把瘋癲者送上「愚人船」驅逐出境,讓他們漂泊遷移於港口城市之間,另一方面,瘋癲者成了中世紀民間文學的要角
,在諷刺劇之中,作者往往透過癲狂者、愚人或傻小子的角色以笨拙的語言道出真理,揭示真實世界的荒謬,在文藝復興時期,瘋癲的形象成了人們認識人性的中介,甚至,瘋癲本身即是主題。

  到古典時期,理性與非理性開始分裂,瘋狂被視為一種罪惡,瘋子被關進原本用來囚禁中世紀痲瘋病人的場所,Foucault 對此結果做了一番闡釋:「痲瘋病人已經絕跡,……留下來的只是組織結構。往往在這些同樣的地方,隔離的模式會再度出現,……窮困的流浪漢、罪犯、精神錯亂者取代了原先痲瘋病人所扮演的角色。」從這時候開始,人就沒有其自身的能動性,而是被「結構性」結構地決定著。

  十七世紀中葉,西方人開始崇拜理性,對於非理性的代表「癲狂」的排斥確立了理性的崇高地位,一六五六年巴黎總醫院的建立,標誌著這一階段的起點,過去監禁痲瘋病人的建築物被用來對瘋子、流浪漢、窮人、乞丐施行「大禁閉」,對瘋子監禁的理由不是精神錯亂,而是他們對社會的無用,讓他們與正常的人競爭工作的機會。這樣的監禁行為,可以視為理性對於非理性的一種懲罰;對於癲狂的懲罰,正是當道者權力彰顯的儀式。

  Foucault 通過考察文化的邊緣問題「瘋顛」, 而揭示出:理性的歷史特徵就是一部瘋狂史,就是人類以理性之名對所謂的無理性的瘋人進行區隔與鎮壓的歷史。換句話說,理性是歷史地與權力聯繫在一起的,理性與非理性的現代區分就是理性運作的結果。他認為,社會裡的一切結構,諸如學校、工廠、醫院、家庭等等都普遍存在權力聯繫,權力不僅是壓制性的,而且是生產性的,它產生知識、產生話語。

  美國新一代科學哲學家 Joseph Rouse 藉著 Foucault 的權力/知識的討論脈絡去理解現代自然科學。他堅持自然科學的理論實踐與實驗室的實踐有著相互加強的關係,科學的創造發明產生諸如顯微鏡、望遠鏡、放射性標記、雲氣泡室等多樣的技術,一方面使事物在其中揭示自身,另一方面
,這些科學真相也只有在權威的解釋之中才會被許可。實驗室這種的「微型世界」一如同監獄、精神病院、兵營、工廠與學校一樣,成為受控與特定割離的「區域」,新的知識形式與新的壓制形式從中一起產生出來。在實驗室、工作場地與其微型世界裡擴展技能,同擴展權力一樣,具有雙向功能,既作用於被施與者,也反過來約束施行者。

  從 Foucault 的權力分析到 Rouse 對科學知識的權力分析,反映了政治的、法律的權力向社會化的權力概念轉化的歷程,也就是說,「權力」不再僅僅意味著政治或法律的權力。權力的場所從政府或某些特殊機構,如政府行政部門、警察局、軍隊或國家機器手中擴展到一些表面上與政治權力無任何關係的機構,如學校、家庭、醫院與科學家的實驗室。 Rouse 指出,以這種更廣泛的政治、權力觀念去理解現代自然科學,勢必會看到權力不僅僅從外部侵入科學與壓制科學知識,而且權力關係貫穿了科學研究中的多數日常活動。實驗室內的構造、監視與控制的技巧與策略必須看做是現代社會中運作的權力關係網絡的一部份,而使得科學知識成為可能的實驗室內的科學活動,也直接包含有規訓、壓制人的各種形式。

  科學的人工產品、公開宣傳的技巧、科學研究的技能、實驗室內的權力鬥爭、實驗室與資金管理機關之間的權力鬥爭等社會因素,不可避免地成為科學知識中可能壓倒一切的因素。換句話說,權力關係構成政治與族群關係,同時它也構成科學知識的實踐,可以更簡單的說:權力關係構成世界,它有效地區分了誰是瘋子,誰不是瘋子,誰能使用實驗室,誰不能使用實驗室,誰具有合理性,誰不具有合理性。

參考資料:
《瘋癲與文明》,Foucault
〈知識與權力〉,中國《哲學研究》月刊.2002 年第 2 期
2002/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