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歷史與理性化的弔詭
1996, 8, 30 吳文成
  歷史的發展是歧出而弔詭的
  總是從神聖開始而以世俗結束
  從自願開始而以被迫結束
  這是人性之中欲力理法之自然結果

  有人評論韋伯(Max Weber,1864-1920)像是一位戲劇家,編出他自己的歷史故事。而筆者,也類似地從歷史事實中選取與研究旨趣有關的資料,作為單面的強調,試圖從中抽出純粹的概念,去衡量紛紜雜多的歷史實況。這雖然是一種現象學的方法論,但是否「直指實在的本質」,是否「透過與日常生活常識性自我之疏離」以如實地把握歷史,還是,這也不過是另一種:自我參考架構所無法脫離之自我循環的弔詭?也許,這只能由讀者去理解與詮釋了,在以下的談論中
,筆者試圖描繪當代歷史與理性化的弔詭之一二。

  近來兩個世紀的演變,正是歷史與理性化之弔詭的最佳例證。

  剛開始人們從科學與宗教的沃土中吸取決定論思潮的養分,穩定而自信地發展著。在科學方面,對天文星辰的發現,牛頓( Isaac Newton,1643-1727)力學的成功推論,生命科學的解剖實驗,後來的工業革命促使工商業的蓬勃發展,雖然只是牛刀小試,可是人們已經開始談到永恆、無限、極限與控制等觀念,進而野心勃勃地探求統一與絕對的終極解答。理性邏輯在科學上的成功,不知不覺變成了決定論的溫床,與理性至上的自滿時代呼應相生。

  在宗教方面,提供了人可完美性的途徑,設置了人們內心深處所需要的第一因與形上學,時間與空間在上帝的眷顧下持續而協調,救贖與恩寵在信徒倒因為果的擠壓下,倒轉成了他們生活裡的倫理精神。

  在政治社會方面,人權法治在民眾爭取後獲得合理性,這被視為艱難爭取後的進步,習俗與契約組織成了牢不可破的共同體,同時在資本主義結合了工具理性與權力掛勾後更顯得理所當然,知識與權力的共犯結構變成了秩序與改造的唯一推進力量。

  經過一個世紀之後,各個領域的劇烈轉變以人們還來不及理解的姿態全面進駐歷史的角落,解構原有的秩序,從不同方面導致傳統價值的崩離。這兩百年間的更替,可以看到一種重心的轉移,由一組固定反覆討論的觀念詞彙,轉移到另一組截然不同的詞彙,再漸漸質變成非詞彙所能描述的「東西」。

  在科學方面,漸漸地科學家必須要承認,人們面對無限,甚至是對自然界的客觀掌握的無能為力,絕對與極限無法進入人們的認識領域,理性的權威地位被洪水猛獸般的非決定論之一一發現所襲擊,說穿了,理性(合理性)也如同其他觀念一樣無法被自我檢證,在嘗試檢證的過程中總會發現「觀念的無窮後退」。理性也可能如同其他觀念一樣,只是某種宰制人們已久的信仰體系,它與其他體系之所以能夠被依賴,只是因為我們「冥冥之中」相信它,就像是我們依賴其他東西,其中荒謬而弔詭的是,我們竟是以理性自身來發現理性的侷限,而劃定理性能力的範圍的。

  哥德爾( Kurt Godel,1906-1978)的不完備定理,指出數學理論自我檢證的困難;精神分析在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1856-1939 )、榮格( Carl Gustav Jung,1875-1961)、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的努力下把潛意識與其語言關係、人類心靈的複雜結構的納入了心理學的架構 ; 達爾文( 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用大量確鑿的事實,支撐起人類起源於動物的科學假說,人類從「上帝造人」說的高貴地位(那看似滿足人們價值需求的合理性說法),硬是被扯了下來 ;近代物理的新發現也一一清除拉普拉斯( Pierre-Simon Laplace,1749-1827 )的魔咒,立起了非決定論的分界牌 , 甚至到了無法以日常語言來描繪與理解的地步 ……

  在宗教方面,舊的教條已沒有以前的說服力,上帝在隨機而自成一格的宇宙面前顯得無力,但是人們似乎在這兩百年間對心靈慰藉的追求,並未有絲毫的減少,反而以歇斯底里的速度增加。傳統宗教所能提供的撫慰並沒有預期的多,反倒有更多的個我信仰與生命哲學的影子進入現代人的心靈,宗教在有限的將來不會消失,可是那將永遠是不會人們的可完美性與救贖的途徑。

  在社會方面,弱勢團體、邊緣勢力一個個被喚起,為抗拒主流秩序而努力,甚至拒絕接受主流秩序的收編。文化的面貌從單調性轉而趨向多元化,文化的內涵從整體特殊性一一割裂成個人特殊性,可是這不意味著,不同權力結構的鬥爭的消失,也不意味著失敗者會甘於下台一鞠躬,我們可以想見,當代社會秩序的穩定性將遠不如一個世紀前。

  從這數百年的變遷,筆者試圖拉出一條關於「弔詭」的脈絡,我們發現:當人們全然沉醉於理性的光環時,理性自身卻發現自己的侷限;當人們樂於探索心靈的結構,最終卻發覺潛意識結構原來一如語言結構,斷裂、流動而非邏輯性;當人們回過頭來試圖面對自身的存在,竟然發現當人們越加思索(意識深化),人們卻離原初的狀態越遠,陷入一種虛無與無根基性的泥沼;當人們運用知識與權力的手段,不惜以抗爭消除其他勢力中心,來鞏固自身的社會地位時,最後才發覺自身的穩定性可能會在整個社會的不穩定性下崩解--關於歷史與理性化的這些「弔詭」, 一如康德( Immanuel Kant,1724-1804)的二律背反的辯證法,「我們必須與之打交道的是一種自然與不可避免的幻象,根源於人們的無法超越與企求超越之間的矛盾」,在這個辯證法裡,其辯證歷程並不是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的正、反、合,而是無合的存在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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