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校園性騷擾問題
1994, 5, 30 吳文成

  前一陣子師大女學生被教授強暴的事件,與中正大學的性騷擾案,已經在校園掀起了軒然大波。近來校園接二連三的性騷擾傳聞,凸顯出了若干教育與社會面問題。

「性騷擾」的界定

  什麼樣的程度才算是性騷擾呢?中正大學雷教授說自己只是對學生拉拉手,
摟摟肩,甚至抱起學生熱情地表達關懷罷了,並無騷擾之意,有的女學生覺得沒有什麼,有的學生卻感到極度的不安。其實性騷擾很難以界定,因為這涉及到相當主觀的個人認知與個人認定。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可能會因人、因時、因地而有不同感受,但是只要任何身體上直接的接觸,會令當事人感到不舒服,即對當事人構成了騷擾的條件。

  無論社會越來越開放到什麼程度,人與人之間的身體接觸仍應有一定的分際
,師生之間也是這樣。老師關懷學生的方式不一定要和學生有親密的身體接觸,
一種教學言語的或肢體例示的適度身教同樣可以使學生感覺到如沐春風。究竟什麼樣的行為才算是性騷擾,雖然很難在客觀上定出標準,但是對老師的基本風度與禮儀(例如包括體罰問題),也應該考慮在教師法中做適度的規範。

「身體自主權」待教育

  從接二連三的校園性騷擾事件,可以看出許多女學生對老師過分親密的行為感到不悅,但自始至終,卻沒有向老師明確地表達「我不喜歡!」以及強烈拒絕的反抗,而多只是消極的躲避。受害者這種不立即反應的躲避心態,一方面是源自於權力/暴力共犯結構的畏懼與壓迫,一方面是我國教育缺乏教導學生對「情境的判斷」與對「身體自主權」的認知。

  對於師長或朋友的不對勁動作,使得自己覺得不舒服時,自己應有所警覺,
即使對方是師長,自己也有權利、有需要明確地讓對方知道,「自己不能容忍!
」;應該嚴正地告訴對方,自己對「身體」親密動作的限度在哪裡。

  學生除了該被教導「身體自主權」的認識外,還要學著如何以行動去爭取並保護自身的自主權。

權力/暴力的共犯結構

  受害者往往在當時不立即反應,在事後又不敢張揚,其原因一方面是怕同學師長間投以異樣的眼光,另一方面是怕如果與老師作對的話,老師會以掌握「分數」的權力優勢來欺壓受害者。

  長輩性侵犯晚輩(父/女、師/生),往往是仗著長幼之間權力的差異,長者被賦予絕對權威,使得這一類性暴力的得逞率大增。那些身為小輩,又是女性的受害者,在承受雙重的社會道德壓力下,受害者還可能會充滿內疚與自責地,
甚至問:我一定做錯了什麼,他才會這樣傷害我。

  施暴者可以濫用身為長輩/師長的權力,來進行加害的事實,而成為騷擾的便利管道。從師大被強暴女學生的自述中,可以讀出她的被孤立與排擠,學校叫她不要再說了,部分媒體抹黑,某些同學排斥……似乎校方、媒體、同學已是共犯結構的一部分,他們選擇強勢的一方來確保自身的得利位置,這種不平權的現象應該被有所深思。

學校與媒體的立場

  以師大女學生被強暴案來看,學校與媒體的立場仍有可議之處。一開始,學校處理太過武斷,沒有保護到學生,並且幾乎在校務會議上公佈出該受害女學生的姓名。這類事件中,學校不該只以學生的道德或品性作為切入點,而一昧只顧保全學校的完整形象與名譽。另一方面,媒體在事情都還沒有清楚就評論一番,
甚至私底下傳聞好幾種事件版本,這不管是符合事實或不是,都已經對雙方造成了傷害。

  學校應該站在學生的立場,作為學生提出申訴的有力後盾,讓學生擁有一個安全的學習環境,以及健全的申訴、輔導與諮商的管道。校方與媒體不該作共犯結構的附庸者,對受害女學生作二度傷害。

受害者的孤立與被排擠

  師大海報上,有這樣的一段文字:「沒證據,請安靜唸書,沒有人歧視妳,
相反的,會同情妳,想幫助妳。沒證據,請不要再寫自白書,要求道歉啦,越少講話,就越少人知道妳。也不要把那種想告不告,又想威脅師長的心態帶入校園了……」這是怎麼樣的校園風氣呢?

  師大該名受害女同學,終於敢挺身向媒體公開整樁事件的結果,可是卻是受到孤立與疑懼,甚至同系同學要她退學,說她不知恥,姑且不論該受害女學生說的話是否符合事實,只是在未獲得澄清之前,大家該回應的是真誠與扶持,該是給予事實公開化的機會,而不是在未明之際,就冒出一堆排擠與肆言。

受害者該找回聲音的主控權

  沒有大聲尖叫並不表示一個女人沒有被強暴,也不代表女人「願意」被騷擾。男人從不嚴肅對待女人說「不要」,男人不確定女人是真心還是假意,是口是心非,還是口非心是。這種不嚴肅看待的現象,就像權力/暴力形成的共犯結構,我們很少認真地站在受害者與弱勢的一方,更糟糕的是受害者與弱勢者本身一直沒有有力的聲音,來代替自己申訴、爭取。

  然而受害者也不該只是在事後,期待外界代替他自己發聲。受害者的壓抑從失聲開始,當受害者能夠開始鍛練自己聲帶,自主爭取合理的對待時,才能夠根本地喚起大眾對這種權力/暴力共犯結構的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