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6E6E6 「兩種文化」背後(劉鈍) 作者:劉鈍(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所長)    2003/04/10

  1956 年,英國人查爾斯.斯諾(C. P. Snow,1905-1980)在《新政治家》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兩種文化》的文章。三年後,他將文中的思想加以擴充,在劍橋大學作了一個著名演講,講題是《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 按照劍橋大學知識史教授斯蒂芬.柯里尼(S. Collini)的說法,斯諾在一個多小時的演講中至少做成了三件事:發明了一個詞彙或概念,闡述了一個問題,引發了一場爭論。詞彙是「兩種文化」;問題是存在於人文學者和科學家之間的文化割裂,即所謂「斯諾命題」;爭論就是圍繞著「斯諾命題」展開的一場曠日持久的思想論戰——令人感到意外和興奮的是,這場爭論的意義遠遠超出了文化自身,它的政治、經濟乃至生態學內蘊在今日全球政治經濟格局中得以重新彰顯。

  其實由不同文化立場引起的思想論戰,在斯諾之前就屢有出現。英國近代史上最有名的一場辯論發生在因捍衛進化論而名聲大噪的赫胥黎(T. H. Huxley,1825-1895)與被稱為「 維多利亞時代文化使徒 」的馬修.阿諾德(M. Arnold,1822-1888)之間 。1880 年,赫胥黎在英格蘭的工業中心伯明翰發表了一篇名為「科學與文化」的演說,提出要為那些希望從事工業和商業的人們提供系統的科學教育,批評傳統的古典教育對科學課程的抵制, 宣稱「文學將不可避免地被科學所取代」。 阿諾德則於 1882 年在劍橋作了名為「文學與科學」的演講,以回擊赫胥黎對人文教育的指責
,他認為「只要人類的天性不變,文化就將繼續為他們的道德理解提供支點 。」 有趣的是,相隔 77 年,阿諾德與斯諾卻是在同一個報告廳發表同一個以瑞德(Rede)冠名的演講,這或許是劍橋大學方面的有意安排吧。

  如果說阿諾德對赫胥黎僅僅是文化耆儒與科學鬥士之間的個人交鋒,1923 年在中國發生的「科玄之戰」則是兩大陣營的集體對壘 , 它們都在斯諾提出那個著名的論題之前。問題是,為什麼這一概念所涵蓋的內容和引出的爭論在斯諾演講之後才被學人廣泛關注呢?這就不能不講一下斯諾其人和他發表演講的時代。

  很難為斯諾界定一個社會身份:劍橋大學基督學院博士和評議員,卡文迪西實驗室從事紅外光譜分析的研究員,大學行政管理者,小說家和劇作家,企業顧問,社會活動家,工黨政府的技術部副部長,科學精英治國論的鼓吹者,出身低微而被王室冊封的騎士和男爵。由這樣一位人物,將近代文明誕生以來日益尖銳的文化衝突,用簡單素樸的方式表達出來是頗具象徵意義的。

  對斯諾演講的動力學分析需要從階級關係和國際政治兩方面入手。實際上,斯諾的演講由「兩種文化」、「作為天生盧德派的知識分子」、「
科學革命」和「富國與窮國」這四部分組成;相對於後一半的兩部分,前兩部分一直是學界討論和批評的焦點,特別是斯諾將人文知識分子比喻成企圖以搗毀機器來對抗現代文明的盧德派(Luddites)的做法 , 使他遭到了以文學批評家李維斯(F. R. Leavis,1895-1978)為代表的激烈抨擊,他也被視為一個思想膚淺的欺世盜名之徒。

  就等級制度及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而言,沒有其他任何一個西方國家比英國更趨於保守,而系統的古典人文教育一向是英國貴族顯示其高貴出身和教養的標誌,長期以來也成了那些想躋身上流社會的知識分子甚至下層人士的不二法門。另一方面,近代科學與工業革命促進了平民社會的出現,從而使以人文學術為核心的培養紳士的傳統遭到嚴峻挑戰,許多出身寒微的人士以其科學上的成就和技術發明成為社會精英。斯諾在演講中一再稱頌的拉塞福( E. Rutherford,1871-1937)就來自新西蘭鄉村,他最推崇的英國作家威爾斯(H. G. Wells,1866-1946)則出身於肯德郡一個世襲園丁的家庭——威爾斯是精英治國論的鼓吹者和有名的科幻小說作家。斯諾本人的祖父是一名電機技工,父親是一家制鞋廠的文書。有人認為,他通過小說、戲劇和這篇裡德演講,對英國的貴族文化表達了「階級的憎恨
」。而在另一方面,從阿諾德到利維斯,都顯示了一種代表傳統人文特權的貴族立場,對那些企圖繞過古典教育而使公眾直接享受文化的人顯示了全方位的蔑視。

  現在來看斯諾演講的另一個背景,這也是就文化論文化的學者們較少考慮的。當時國際上最引人注目的事實是什麼呢?儘管斯諾在演講中只有一處暗示並且刻意表現出漫不經心,我們還是可以讀出一種危機意識,那就是 1957 年蘇聯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給西方帶來的震撼 。 它不僅開啟了空間時代的大幕,也標誌著大國在政治、軍事和經濟方面的全面角逐進入一個白熱化時代。對在空間競賽中處於被動地位的批評和檢討波及美、英等西方大國,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結論就是必須對傳統的教育制度進行改革。斯諾在演講中,明確指出了熱核戰爭、人口膨脹和貧富差距將是全人類面臨的最嚴重挑戰,而唯有借助科學和教育才能解決這些問題。同冷戰時代的大多數西方政論不同,在他的演講中幾乎找不到將蘇聯視為宿敵的言辭,相反卻有多處讚賞蘇聯以及中國在推進工業化和改革教育方面的成就。斯諾強烈地呼籲,大國應該將用於爭霸世界的金錢和人力用在促進世界範圍的科學革命和消除貧富差距上來;他還強調,就這一認識而言,無知是最嚴重的罪行。

  如果認同這樣的背景分析,我們對「兩種文化」熱的再度泛起就會有一種新鮮的認識。

  在斯諾和他以前的西方世界,科學、民主與現代性被認為是伴隨著工業文明而來的共生物,科學家對自己從事的事業必然導致社會進步抱著堅定不疑的信念;另一方面,被稱為「波希米亞人」( Bohemians )的人文知識分子從一開始就對資本主義文明抱著抵制和批判的態度,這種文化上的尖銳衝突在英國歷史上浪漫主義和功利主義的爭論中得到充分的展現。兩次世界大戰對人類造成的浩劫,促使西方人文知識分子對「科學進步論
」這一主題進行深刻的反省,並將這種思考與工業社會對人的異化結合起來;另一方面,現代工業社會的出現和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又使得科學家更多地依賴權力和金錢,也有了更多地介入國家決策的機會。

  在西方政治生活中,人們傾向於接受一種簡單的二元劃分,也就是以對統治集團的態度和對社會變革的熱情來區分左、右翼;儘管大家知道,如同斯諾對文化的二元劃分一樣,它是相當含糊的或者說不科學的,但有時人們卻樂於藉此明快地判斷大模樣的棋局。透過這種高度簡約化的政治窺鏡,在我們眼前呈現的是一幅有點怪異的圖畫——就整體而言,人文學者和科學家的基本政治立場在斯諾時代的前後互為鏡象。說白了,一向與推動社會變革的政治力量結盟的科學家,越來越成為權力與資本的附庸,而混雜了貴族血脈與自由市民精神的人文知識分子,則開始扮演社會批判的主角。

  二十世紀末,先是在美國、隨後蔓延至西歐,西方爆發了一場名為「
科學戰爭」的思想大辯論 , 其導火線是兩位美國科學家在 1994 年發表的一本書,書名是《高級迷信:學院左派及其對科學的指責》,批評的對象包括有被稱為「學院左派」的形形色色當代西方人文知識分子,從福柯(
M. Foucault,1926-1984 )、 費耶阿本德(P. K. Feyerabend,1924-1994 )
、德里達(J. Derrida)到李歐塔(J. F. Lyotard), 批判的鋒芒特別指向同六O年代反戰運動和學生造反有關的一些思想和實踐者,如激進環保主義
、女權主義、非洲中心論、後現代文化批評理論,以及社會建構論等。這些力量或多或少具有如下一個特徵,就是將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同對現代性的抵制結合起來,將工業社會對人的異化及其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危害歸咎於科學技術。他們遭到科學家的反感和鄙視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這場以「科學」冠名的「戰爭」中,斯諾再度被人提起。參與論戰的科學家在讚賞斯諾對人文學者的批評之時,卻很少想到他的另一種憂慮
,那就是在《兩種文化:重新審視》中所表達出來的:「存在兩種不能交流或不交流的文化是件危險的事情。在這樣一個科學能決定我們生死命運的時代,從最實際的角度來看也是危險的。科學家能出壞主意,決策者卻不能分辯好壞。另一方面,處於一個分裂的文化中的科學家所提供的知識可能只屬於他們自己。所有這些都使政治程序更複雜,並且在某些方面更危險;這是較之於我們應該有所準備的寬容和耐心來說的,寬容和耐心是為了避免災難,或者為了實現一種足以回應那些向我們的良知和善挑戰的可確定的社會希望。」

  與五O年代蘇聯人造衛星上天相比,「九一一」事件對西方的影響更為深遠。在美國,從普通民眾的心理轉變到國家領導的意識形態主導決策
,使這個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更容易傾向單邊主義。在這樣的國際大棋局中,回顧斯諾當年提出的人類面臨的三大挑戰是頗有意義的。同時我們也有理由進一步思考:伴隨著經濟全球化而來的(至少在富裕國家中)社會與階級結構的變化,對科學威權的監督,對技術奴役性的批判,以及對可能出現的非理智決策的制衡,在民主制度中將如何實現?怎樣解決全球化掩蓋下的社會不公及其對貧困國家和弱勢群體的傷害?如何把握與全球化同步前進、同尊重人類文化多樣性之間的關係?怎樣避免民族的、宗教的或地域的衝突,惡化成一場殃及整個人類的世界大戰?在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重新組合與社會階級關係發生轉變的形勢下,誕生於二戰之後的西方文化左派,是否還能找到生存的空間和理由?或者說,他們是否可以調整自己的策略以繼續扮演鉗制世界範圍的資本貪婪和霸權主義的角色?

  《兩種文化》有多種英文版本。劍橋大學出版社於 1998 年和 2000 年兩次重印了 1993 年的 Canto 版 , 為我們在新時代解讀「斯諾命題」提供了方便。相比於一些流行的舊版,這一版本保留了瑞德演講和《兩種文化
:重新審視》這兩篇核心作品,前面增加了一篇由柯里尼撰寫的長篇導言
,但是去掉了斯諾同李維斯論戰的文章與另外三篇短小的政論。這一安排無疑使「斯諾命題」更為突出 。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於 2003 年推出了這一版的中文譯本,應該說是適逢其時。在巴格達上空硝煙未盡的時候重讀這本小書,我們可以進一步品味「斯諾命題」的雋永魅力。